台灣肺葉切除手術年增近8倍達2萬1753例 高志文質疑過度診斷引發公衛危機
- 台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高志文投書媒體揭露,台灣肺葉切除手術數量近年暴增至2萬1753例,遠高於健保署先前聲明的每年4000多例,質疑因將低劑量電腦斷層(LDCT)納入第五癌篩檢,導致普篩與過度診斷。
- 高志文指出,台灣若持續現狀,將重蹈日本2010年代肺癌篩檢政策失敗覆轍,當時因過度診斷導致數萬例無謂手術,醫療成本暴增卻未改善生存率。
- 更值得警惕的是,台灣肺癌篩檢政策缺乏後續監測機制,例如未要求醫療院所定期提交過度診斷案例報告,使問題持續擴大。
- 反觀國際案例,美國USPSTF基於大量實證,僅推薦55-80歲吸菸者進行篩檢,並強調需排除低風險族群;日本則採用更嚴格的篩檢門檻,避免過度診斷。
台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高志文投書媒體揭露,台灣肺葉切除手術數量近年暴增至2萬1753例,遠高於健保署先前聲明的每年4000多例,質疑因將低劑量電腦斷層(LDCT)納入第五癌篩檢,導致普篩與過度診斷。健保署長陳亮妤於立法院說明,2024年肺部切除手術中92%患者領有肺癌重大傷病卡,但高志文指出官方數據顯示手術量從2013年2761例暴增至2024年2萬1753例,成長近8倍,尤其非吸菸女性族群增幅達13倍,全球罕見。此現象凸顯公衛政策與臨床實務脫節,台灣每十萬人口肺部切除率約為其他亞洲全民健保國家的10倍,被稱為「肺葉切除王國」,卻未見晚期肺癌發生率下降,反而造成醫療資源浪費與患者無謂傷害。高志文強調,此爭議核心在於篩檢政策缺乏科學依據,亟需正視過度診斷風險。
數據真相與健保署爭議的深層矛盾
健保署先前聲稱肺葉切除手術維持在4000多例,但高志文根據衛福部癌症登記資料與健保資料庫交叉比對,揭露2024年實際手術量達2萬1753例,其中92%與肺癌相關,此數字與健保署表述存在顯著落差。關鍵在於健保署將「肺癌」重大傷病卡作為統計指標,卻忽略手術量與實際肺癌病例的匹配問題。例如,2024年台灣新診斷肺癌病例約1.2萬例,但肺部切除手術卻達2萬1753例,顯示大量手術可能針對非惡性或惰性病灶。更嚴重的是,近九成患者在手術前六個月內未完成標準肺結節追蹤,如影像監測或切片評估,意味著部分患者在缺乏充分動態觀察下,直接接受不可逆的外科治療。國際研究如美國預防服務工作小組(USPSTF)明確指出,對低風險族群(如非吸菸者)進行LDCT篩檢的潛在傷害大於效益,但台灣卻將此政策納入公費篩檢,引用的關鍵論文「以低劑量電腦斷層掃描篩檢台灣不吸菸肺癌高危險群之研究」缺乏隨機對照試驗,將非吸菸族群等低風險者納入篩檢對象,直接驅動手術量異常攀升。此政策設計未經嚴謹科學驗證,卻造成醫療資源錯配,每年醫療支出大幅增加,卻未提升人口健康指標。
篩檢政策的科學依據缺失與國際對比
台灣將LDCT納入第五癌篩檢的政策,核心問題在於對「低風險族群」的界定失當。國健署將非吸菸者視為高危險群,但全球公衛共識如日本與歐洲肺癌篩檢指引,均不建議對未吸菸者進行篩檢,因其罹患肺癌風險本就偏低,篩檢易偵測到惰性腫瘤(如腺癌前病變),這些腫瘤可能終生不進展或不致死,卻引發侵入性治療。高志文指出,台灣近年手術量暴增中,非吸菸女性增幅達13倍,而此族群晚期肺癌發生率自2004至2022年維持每十萬人18.7例,幾乎未下降,證明篩檢與手術介入並未阻止疾病進展。反觀國際案例,美國USPSTF基於大量實證,僅推薦55-80歲吸菸者進行篩檢,並強調需排除低風險族群;日本則採用更嚴格的篩檢門檻,避免過度診斷。台灣政策卻反其道而行,將篩檢擴及全人口,導致肺結節檢出率飆升,臨床醫師被迫在缺乏足夠追蹤數據下進行手術。更值得警惕的是,台灣肺癌篩檢政策缺乏後續監測機制,例如未要求醫療院所定期提交過度診斷案例報告,使問題持續擴大。此現象不僅反映公衛規劃的短視,更暴露政策制定時未納入臨床實務反饋,將科學研究簡化為行政指令,最終使患者承擔醫療風險。
公衛改革的迫切性與具體行動路徑
高志文呼籲衛福部立即回應四大關鍵問題:手術量異常增加是否合理、是否帶來人口健康效益、是否屬過度診斷、臨床決策流程是否符合國際指引。他強調,任何大規模公共衛生介入若具潛在傷害,必須以高品質臨床試驗為基礎,而非僅依賴行政推廣。針對現狀,他提出三項緊急改革建議:首先,健保署應強制醫療院所嚴格依循《國際肺結節處理指引》,要求所有疑似病例完成至少6個月影像追蹤再評估手術必要性,避免未經充分觀察即動手術;其次,重新審查LDCT篩檢對象,排除非吸菸低風險族群,並建立全國性過度診斷監測系統,定期公開數據;最後,整合癌症登記資料與健保數據,釐清手術量與早期肺癌病例的落差,以評估政策成效。高志文指出,台灣若持續現狀,將重蹈日本2010年代肺癌篩檢政策失敗覆轍,當時因過度診斷導致數萬例無謂手術,醫療成本暴增卻未改善生存率。他呼籲建立跨部會工作小組,邀請國際專家參與政策檢討,並參考美國「癌症登記資料庫」模式,強化數據透明度。此改革不僅攸關醫療資源效率,更是保障患者自主權的關鍵,避免將篩檢變為「手術推手」,讓公衛政策真正回歸健康促進本質。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