衛福部長石崇良質疑0到6歲健保全免恐違反量能負擔原則

衛福部長石崇良今（3）日針對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日前拋出的「0到6歲健保費國家付」構想提出明確質疑，直指此項政策恐違反健保制度「量能負擔」的核心精神，並可能衍生「經濟能力越高者獲得補助越多」的逆向分配問題。國民黨智庫規劃修正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》，預估每年需投入約120億元經費，全面補助幼童健保費用。石崇良在「疫後新生—國家醫院的轉變與永續新書發表」記者會前受訪時強調，政府雖然重視少子女化問題，但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，任何福利擴張都可能排擠其他預算，必須審慎評估整體社會影響。

政策構想與官方初步回應形成明顯分歧

國民黨團此次提出的構想，主要瞄準年輕家庭面臨的育兒經濟壓力，希望透過國家全額負擔0至6歲兒童健保費，減輕家長負擔。根據國民黨智庫初步估算，以每名兒童每年健保費約新台幣1萬元計算，若全面補助全國約120萬名0至6歲幼童，每年所需經費約達120億元。這項構想在少子女化議題持續發酵的背景下，試圖以直接經濟補貼作為誘因，提升年輕世代的生育意願。

然而，石崇良今日的回應為這項看似美意的政策構想澆了一盆冷水。他明確表示，健保制度的核心價值在於「自助互助、量能負擔」，這是維繫全民健康保險制度永續運作的基石。所謂量能負擔，指的是保費繳納應依照個人及家庭的經濟能力做合理分配，讓不同所得階層的民眾都能在可負擔範圍內享有平等醫療服務。若貿然將0到6歲兒童健保費全面改由國家編列公務預算支應，不僅可能破壞現行繳費公平性，更可能引發社會對於健保財務運作邏輯的質疑。

石崇良進一步分析，這項補助政策在實務上可能產生「逆向分配」的副作用。他指出，若採取齊頭式平等的全額補助，代表無論家庭所得高低，所有0至6歲兒童的家長都能獲得相同金額的補助。這種做法在結果上會形成「經濟能力越高的家庭，實際獲得的補助金額反而越多」的現象，因為高收入家庭對於這筆費用的感受度較低，卻同樣享有補助資格，這與社會福利政策應優先扶助弱勢族群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馳。

量能負擔原則的深層意義與制度挑戰

要理解石崇良的擔憂，必須先釐清健保制度中「量能負擔」原則的深層意義。這項原則不僅僅是財務分攤機制，更是體現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設計。現行健保制度透過投保金額分級、雇主分擔、政府補助弱勢等多重機制，確保每個人依照其經濟能力負擔保費，同時在生病時獲得相同品質的醫療照護。這種「繳費多寡與醫療品質脫鉤」的設計，正是健保制度受到國際肯定的主因。

石崇良強調，若將兒童健保費全面改由公務預算支應，實質上是將原本屬於「保險費」性質的支出，轉嫁為「稅收支出」。這種轉變可能帶來兩大問題：首先，模糊了健保作為社會保險的本質，使其逐漸偏向社會福利或津貼性質，長期可能動搖制度根基；其次，公務預算編列受到年度預算程序限制，若未來財政狀況不佳，這項補助可能面臨刪減風險，反而造成政策不穩定，影響家長預期心理。

此外，這項政策也涉及世代公平的問題。石崇良雖未明言，但從其談話中可推論，若國家預算大量投入於兒童健保費補助，勢必排擠其他年齡層或族群的福利資源。例如，現行對於高齡長者的長照服務、身心障礙者的支持系統、或是癌症等新藥給付等，都可能因預算限制而受影響。在台灣人口結構快速高齡化、醫療成本持續攀升的雙重壓力下，如何在不同世代間分配有限資源，已成為政策制定者必須面對的艱難抉擇。

現行兒童醫療補助機制與弱勢保障現況

事實上，政府現行制度已針對兒童醫療需求建立多層次補助體系，並非完全沒有作為。石崇良特別指出，目前針對3歲以下兒童的部分負擔費用，政府已提供補助，這項措施直接減輕家長帶幼童就醫時的即時花費。此外，對於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及特定福利對象，政府也早已透過公務預算全額或部分補助其健保費，確保弱勢家庭不會因繳不起保費而喪失醫療保障。

根據衛福部統計，目前政府每年投入在兒童及少年福利的預算已相當可觀，包括育兒津貼、托育補助、學前教育補助等多項措施。這些政策都是為了降低家庭育兒成本，提升生育意願。石崇良認為，若要在少子女化對策上發揮更大效益，應該全面檢視現行各項補助措施的整合性，而非單獨針對健保費再開一個補助缺口。

他舉例說明，同樣是120億元的預算，若投入在提升公共托育品質、增加平價教保服務名額、或是強化產後婦女支持系統，可能對於提升生育率的實質幫助更大。因為根據多項調查顯示，台灣夫妻不願生育的主因，除了經濟壓力外，更包括托育資源不足、職場友善度不夠、以及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擔憂。單純補助健保費，可能觸及不到這些深層問題的核心。

財政排擠效應與預算配置兩難

石崇良在回應中反覆強調的「排擠效應」，是這項政策爭議中最關鍵的現實考量。他指出，政府資源有限，任何一項福利擴張都可能影響到其他預算的編列。這句話背後反映的是台灣當前面臨的結構性財政挑戰。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資料，中央政府總預算中，社會福利支出佔比已逐年攀升，但同時因人口高齡化，醫療保健支出也持續增加，再加上國防、教育等法定義務支出，可用於新興政策的財政空間其實相當緊縮。

若每年固定增加120億元的兒童健保費補助，在總預算規模不變的情況下，這筆錢必須從其他項目挪移。可能的選項包括：減少其他社會福利預算、刪減公共建設投資、或是增加公債發行。然而，這些選項各有代價。削減其他社會福利可能影響弱勢權益；減少公共建設可能拖累長期經濟成長；增加公債則會加重下一代財政負擔，與政策美意相悖。

此外，這項補助的永續性也值得關切。120億元是基於現行費率與兒童人數估算，但未來若健保費率調整、或是兒童人口結構改變，實際所需經費可能更高。若財源無法穩定保障，政策可能面臨中途喊卡的風險，反而造成家長預期心理的混亂。石崇良的審慎態度，正是基於對這些長期財政規劃的專業判斷。

少子女化對策需整體佈局而非單點突破

面對少子女化這個國安層級的挑戰，石崇良認為解決方案必須是全面性、結構性的整體佈局，而非單一福利項目的加碼。他暗示，衛福部對於提升生育率已有更完整的規劃方向，可能包括強化產前產後照護、擴展社區托育支持、改善職場育兒環境、以及提供租稅優惠等多管齊下的策略。

從國際經驗來看，北歐國家成功提升生育率的關鍵，並非僅靠金錢補助，而是建構讓父母能兼顧工作與家庭的完整支持系統。例如，完善的育嬰留職停薪制度、充足的公共托育名額、彈性工時安排、以及性別平等的社會文化，這些因素共同作用才能有效降低生育門檻。相較之下，單純補助健保費的政策效果可能相當有限。

石崇良也呼應了部分學者的觀點，認為解決少子女化問題必須回到結構性因素，包括房價過高、薪資停滯、職場競爭壓力等。這些問題涉及經濟、勞動、住宅等多個部門，需要跨部會協調才能奏效。衛福部雖然在醫療保健與社會福利領域扮演重要角色，但對於更深層的經濟結構問題，仍需其他部會共同承擔責任。

政黨主張與專業評估的拉鋸空間

國民黨團此次提出構想，主要著眼於年輕選票的期待與社會輿論的正面反應。從政治角度而言，這項政策訴求簡單易懂，容易獲得家庭選民認同，尤其是在少子女化議題高度受到關注的當下。然而，石崇良的回應代表了專業官僚體系的務實聲音，提醒立法者與社會大眾必須正視政策的長期影響與制度邏輯一致性。

這並非衛福部首次對政黨福利承諾表達保留態度。過去在討論長照服務擴張、癌症新藥給付加速等議題時，衛福部也常因財務永續考量而持謹慎立場。這種政治主張與專業評估之間的張力，在民主國家屢見不鮮，關鍵在於如何透過公開討論與理性辯證，找到最符合社會整體利益的平衡點。

未來這項構想若真要推動，勢必需要更細緻的設計。例如，是否應該設排富條款，僅針對中低收入家庭提供補助？或是將補助與其他育兒支持措施綁定，形成配套方案？這些都是可以在立法院審議過程中進一步討論的議題。石崇良雖然對全面補助表達疑慮，但並未完全關閉討論大門，而是將球拋回立法部門，要求提出更完整的財務規劃與社會影響評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