國民黨提案0到6歲健保免費 衛福部長石崇良：恐排擠其他福利

國民黨立法院黨團近日提案研擬推動「0到6歲兒童健保費用全額由政府負擔」政策，引發社會廣泛討論。衛福部長石崇良於本月3日明確回應，面對少子女化危機，政策規劃應採更全面性思維，而非單一補助措施。他指出，由於國家財政資源有限，任何新增補助項目都可能排擠現有福利預算，呼籲各界審慎評估政策可行性。石崇良強調，台灣健保制度本質為自助互助的社會保險，基於量能負擔原則，若全面補助恐違反公平性，讓高所得家庭反而獲得更多資源，與減輕育兒負擔的初衷背道而馳。

政策背景：少子女化危機與政治承諾

台灣正面臨嚴峻的人口結構挑戰，根據內政部最新統計資料顯示，2023年新生兒人數僅13.5萬人，總生育率下探至1.09人，遠低於人口替代水準的2.1人。這已是台灣連續三年新生兒數跌破14萬大關，少子女化趨勢不僅影響教育體系生源，更將對未來勞動力供給、社會保險財務永續性及長期照護體系造成深遠衝擊。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，各政黨無不將提高生育率列為重要政見，紛紛提出各項育兒福利措施企圖輓回頹勢。

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此次提出的「0到6歲健保國家付」政策，正是看準年輕父母對育兒成本高昂的痛點，試圖以直接減輕醫療保險負擔作為誘因。根據現行制度，0到6歲兒童每月健保費約為749元，若由國家全額吸收，每年每童可為家庭節省約9,000元支出。若以每年約13.5萬名新生兒計算，單年度預算規模將達12億元左右，若涵蓋所有0到6歲年齡層，總預算需求將更為龐大。支持者認為，這項政策不僅能實質減輕家庭經濟壓力，更能傳達政府重視育兒家庭的明確訊息，有助於提升生育意願。

然而，這項看似美意的政策在專業評估層面卻浮現諸多疑慮。石崇良在回應中特別點出，單一補助措施難以解決結構性的少子女化問題，若缺乏整體配套規劃，恐淪為治標不治本的短期政治操作。他強調，育兒支持體系應涵蓋托育服務、育嬰留職、房價問題、職場友善環境等多重面向，單獨補助健保費用雖能降低部分支出，但對於真正影響生育決策的關鍵因素，如托育公共化程度不足、職場性別平等機制不健全、居住成本過高等核心問題，幫助相當有限。

石崇良的專業評估：資源配置與制度公平

石崇良作為公共衛生專業出身的衛福部長，對健保制度的核心理念有深刻堅持。他明確表示，台灣全民健康保險自1995年實施以來，成功建立「量能負擔、平等就醫」的社會保險模式，被國際譽為全球最成功的醫療保障制度之一。在這套體系中，保費依照投保薪資級距計算，收入較高者繳納較多保費，但所有被保險人享有同等醫療服務品質，這正是健保制度公平性的展現。

若全面補助0到6歲兒童健保費，石崇良警告將產生「逆向重分配」的公平性問題。他解釋，現行制度下，高收入家庭為子女繳納的健保費確實較高，若政府不分貧富一律補助，等同於拿全民稅收補貼有能力負擔的家庭，形成「富者愈富」的資源錯置。相較之下，現行針對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的保費補助機制，採取「排富條款」設計，更能確保公共資源精準挹注在真正需要的弱勢家庭身上。

此外，石崇良也從財政永續角度提出警示。他指出，健保費收入是維持健保財務平衡的重要來源，若大規模減少保費收入，勢必影響整體健保基金穩健運作。雖然補助經費可由公務預算支應，但這筆預算同樣來自稅收，在國家財政資源有限的前提下，任何新增支出都必須考量機會成本。他質疑，每年數十億元的健保補助預算，若改投入建構更完善的公共托育系統、提高育嬰留職津貼、或擴大租金補貼，是否對提升生育率更有實質幫助？

現行補助機制與財政挑戰

事實上，台灣現行制度並非完全沒有兒童健保補助措施。根據衛福部資料，目前3歲以下兒童的健保費已由公務預算全額補助，這項政策自2013年起實施，每年約有40萬名幼童受惠，年度預算約3.6億元。此外，針對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身心障礙者等弱勢族群，政府也提供全額或部分保費補助，確保經濟弱勢者不會因繳不起保費而喪失醫療保障。

石崇良在說明中特別強調這些現行機制的設計邏輯。他指出，3歲以下補助是基於幼兒醫療需求較高、家庭育兒負擔最重的階段性考量；而弱勢補助則是社會安全網的基本功能。若將補助範圍擴大到所有0到6歲兒童，不僅預算規模將暴增數倍，更會模糊社會保險與社會福利的界線。他舉例說明，一個年所得超過500萬元的家庭，若政府仍補助其子女健保費，這是否符合社會公平正義原則，值得深思。

財政層面的挑戰更為現實。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資料，202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規模約2.7兆元，但其中社會福利支出已佔相當比重。在房市打炒房、經濟成長趨緩、稅收成長有限的多重壓力下，財政部已多次示警政府支出應量入為出。若再增加大規模育兒補助，勢必壓縮其他重要政策預算，如長照服務擴充、癌症新藥給付、心理健康資源布建等。石崇良提醒，「排擠效應」不是抽象概念，而是預算編列過程中必然的取捨難題。

專家觀點與政策有效性評估

針對這項政策爭議，多位公共政策與人口學專家也提出專業看法。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薛承泰指出，生育決策是複雜的社會行為，受到經濟條件、職涯發展、性別角色、文化價值等多重因素影響。根據多項跨國研究顯示，現金補助或減稅措施對提升生育率的效果相當有限，通常只能帶來短期小幅增長，無法逆轉長期結構性趨勢。他認為，台灣要真正解決少子女化問題，必須從職場文化改革、性別平等落實、居住正義實現等根本面向著手。

中研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許育健則從成本效益角度分析，若以每年投入30億元補助0到6歲健保費估算，這筆經費足以建構150所公共托嬰中心，提供近萬個平價托育名額；或者將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從現行六成薪資提高到八成，大幅降低父母育兒期間的經濟壓力。相較之下，健保費補助雖然能讓所有家庭雨露均霑，但對於真正有生育考量障礙的家庭而言，每月749元的減免可能只是杯水車薪，難以產生決定性影響。

婦女團體則從性別平等角度提出不同觀點。台灣女人連線理事長黃淑英表示，現行育兒支持政策過度聚焦在「經濟補助」，卻忽略女性在職場面臨的結構性歧視。她指出，許多女性不敢生育並非因為付不起健保費，而是擔心懷孕後遭遇調職、減薪、甚至解雇的不公平待遇，以及產後復職困難。她主張，政府應優先強化職場妊娠歧視防制、彈性工時法制化、男性育嬰假落實等措施，才能真正創造友善生育的環境。

國際經驗與他山之石

觀察其他面臨少子女化問題的國家政策，可以發現單一補助措施鮮少成為主流做法。日本雖然提供豐厚的生育津貼與兒童醫療費補助，但同時也建構完善的托育體系、推動職場改革、提供青年住宅支援；韓國則是在現金補助之外，大力投資不孕症治療補助、擴充公共托育、強化企業聘用育齡女性誘因。

北歐國家如瑞典、丹麥的成功經驗更值得借鏡。這些國家生育率能維持在1.7至1.8的相對高水準，關鍵在於「社會支持體系」的完整性。瑞典提供長達480天的育嬰假，其中390天可領取接近原薪的津貼；丹麥的公共托育覆蓋率高達97%，且收費依照家庭收入浮動。更重要的是，這些國家透過高額稅收與完善公共服務的交換，讓年輕家庭相信生育不會影響生活品質與職涯發展。

石崇良在回應中也暗示，台灣應參考這種系統性思維。他指出，衛福部正在研擬「少子女化對策2.0」版本，將整合醫療、托育、經濟、職場等多面向資源，提出整體解決方案。這套新策略預計將包含擴大不孕症治療補助、提升產檢品質、強化產後心理支持、整合社區托育資源等具體措施，目標是創造從懷孕到育兒的無縫支持網絡，而非單點式的費用減免。

未來展望與政策建議

面對這項爭議，朝野立場雖有分歧，但解決少子女化問題的急迫性已成共識。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總召傅崐萁表示，將持續推動法案，並願意與行政部門就財源籌措、排富條款、配套措施等細節進行協商。他強調，政治責任在於回應民意期待，若能減輕年輕家庭負擔，即使預算規模龐大也值得投資。

然而，石崇良的審慎態度也獲得不少財政與社會政策學者認同。他們建議，若真要推動兒童健保補助，應至少納入三項修正機制：第一，設定排富門檻，例如家庭年所得超過一定標準即不適用，確保資源用在刀口上；第二，採取「負所得稅」概念，將補助與家庭總收入連動，所得愈低補助愈多；第三，限定期間，例如只補助至3歲而非6歲，避免財政負擔無限擴張。

長遠來看，台灣需要的是「結構性改革」而非「撒幣式補助」。這包括重新檢討稅制結構，提高對高資產族群的課稅，增加社會福利財源；推動職場文化革命，強制企業落實性別平等與育兒友善措施；解決居住正義問題，讓年輕家庭不必為高房價犧牲生育規劃。石崇良最後強調，衛福部樂見各界提出創新想法，但任何政策都必須經過嚴謹的財政評估、社會影響分析及長期效益預測，才能確保國家資源發揮最大效益，真正為下一代建構永續的未來。